7月以来，我国多地进入防汛关键期，极端天气事件接连发生，灾害风险防范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。
月初，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“美莎克”以“弱级强灾”之势重创广西，全区37.5万人受灾。其残涡环流叠加梅雨锋，又在湖北东部多地引发罕见较大龙卷风（EF2级）、特大龙卷风，最大风速超15级。
紧接着，今年第9号台风“巴威”于7月11日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玉环市登陆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（40米/秒），登陆后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，带来强风暴雨，浙江等多地紧急转移超200万人，引发山体滑坡、洪涝等次生灾害。
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，除了政府救助、社会援助，保险作为经济减震器与社会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也再次受到关注。尤其是巨灾保险，如何让灾害发生后的经济恢复更加及时、让居民和企业获得更充分保障，正在成为保险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。
有专家对记者表示，“巨灾险”在我国的实践仍有不足之处，比如风险分散功能仍亟待强化。理论上某一地点的巨灾损失完全可以由全国范围来分散承担，然而现实却是各地“各自为战”。这导致全国巨灾保险总盘子仅四十多亿元，较动辄上百亿元的灾害损失，规模十分有限。
保险业已赔付超22亿元
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，往往具有突发性强、影响范围广、经济损失大的特点。
7月3日，台风“美莎克”进入北部湾后，在广西近岸出现加强。据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公布，受“美莎克”影响，广西全区约77%的乡镇遭遇暴雨以上降雨，南宁、贵港、钦州、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，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，多座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。
截至7月7日20时，“美莎克”灾害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37.5万人受灾，因灾死亡6人、失联11人，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；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.29万公顷，其他各类经济损失仍在统计中。
与此同时，由于“美莎克”残涡环流在湖北上空与梅雨锋叠加等因素，湖北黄冈、鄂州等东部多地出现较大龙卷风（EF2级）、特大龙卷风，最大风速超过15级。
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处长殷利萍介绍，截至7月7日7时，灾害共波及湖北4市（州）10个县（市、区），造成1.46万人受灾，紧急避险996人，转移安置246人；倒塌房屋22间，损坏房屋4855间；农作物受灾749.85亩。
而刚刚在浙江玉环及乐清两次登陆的第9号台风“巴威”，作为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，中心最大风力高达13级（40米/秒），狂风暴雨长驱直入内陆，导致浙江全省超42%的区域遭遇50毫米以上暴雨，截至11日8时，浙江全省累计转移群众171.6万人。此外，受“巴威”外围云系影响，江南、江淮、华北、东北等地部分地区都出现强降雨，局部地区还出现特大暴雨。
灾害背后是居民家庭财产、企业经营资产以及基础设施面临的现实风险。而保险，正在成为灾后恢复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。
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9日，广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，已赔付（含预赔付）超22亿元。
多地启动巨灾保险理赔
保险业32万件报案、22亿元赔付的背后，有一类特殊的保险产品正在发挥作用——巨灾保险。
在保险体系中，普通财产保险主要针对单个家庭、企业或车辆等具体风险提供保障，而巨灾保险则聚焦地震、台风、洪水、暴雨等可能造成区域性大范围损失的灾害风险，通过政府支持、保险市场运作以及再保险分散风险等机制，提高灾后恢复能力。
近期多地灾害中，巨灾保险也开始发挥作用。
防城港市防城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7月6日发布《关于组织做好广西巨灾保险受灾理赔申报工作》的通知，明确辖区内居民因自然灾害、火灾导致人员伤亡、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致无法居住、家用电器损毁的，均可依规申请理赔。
湖北东部龙卷风灾区也迅速启动巨灾保险理赔，7月7日17时30分，黄冈“7·6”龙卷风灾害首批巨灾保险赔款100万元，全部打入5名遇难者家属账户。截至7月8日，本次湖北灾害的巨灾保险预估赔付金额已超2000万元。
在浙江，台风“巴威”过境后，宁波已累计接到65件巨灾保险报案，首笔理赔也已进入公示阶段。温州的巨灾保险共保体已支付预赔付金额211万元；杭州预计本轮巨灾保险总赔款达1890万元。
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、教授朱俊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，部分地区通过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展巨灾保险实践，在分散重大灾害风险、缓解财政压力、提升灾后恢复能力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，为完善多层次灾害风险保障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。
多主体协同仍有空间
尽管巨灾保险在近期多起灾害中反应迅速，为受灾群众和地方灾后重建提供了切实的资金支持，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，巨灾保险距离成为覆盖广泛、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风险保障体系，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。
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宁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，当前我国巨灾保险性质更接近于“巨灾救助”，该模式通常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，通过财政出资向保险公司购买服务，由保险公司负责具体运营，在推动巨灾保险快速落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“目前我国的巨灾保险运行模式，尚未充分发挥出大国应有的制度优势。”宁威指出，理论上，我国地大物博，某一地点的巨灾损失完全可以由全国范围来分散承担。然而现实却是各地“各自为战”，导致全国巨灾保险总盘子仅四十多亿元，较动辄上百亿的灾害损失，规模十分有限。
宁威表示，目前各地巨灾保险都有自己的设计思路，这种因地制宜具有一定合理性，毕竟不同地区面临的灾害类型存在差异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容易造成巨灾保险在全国层面的统筹不足。
他解释道，保险运行需要依赖风险的大量性、同质性和广泛性，通过足够大的风险样本实现精准定价和有效管理。但当前较为碎片化的运行模式，使巨灾风险被切割成多个区域性“小池子”，削弱了巨灾保险本应具备的大范围风险分散功能。
对保险公司而言，面对政府主导的这一业务，跟不跟投成了一个现实难题。
宁威坦言，作为当地分支机构负责人，从服务实体经济、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，跟进这类业务是责无旁贷的。但实际操作下来，各地风险状况差异悬殊，导致技术层面准备金提取的要求极高，因为风险异质性越强，需要计提的准备金就越多。
不过，在宁威看来，商业保险市场中与老百姓生产、生活密切相关的车险、农险、企业财产险等，甚至人寿保险，均已隐含巨灾保障内容，在灾后重建、家庭生产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朱俊生则指出，目前，我国巨灾风险保障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，多主体协同机制和风险转移工具仍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他表示，推动巨灾保险扩大覆盖，关键在于构建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多方参与的风险保障体系。同时，应推动巨灾保险与灾害救助、应急管理体系融合，探索“灾害救助+金融保险”模式，并借助再保险、巨灾债券等工具提升整体风险承接能力。
瑞士再保险中国区总裁及中国区再保险业务首席执行官尚卓博（Beat Strebel）也向记者表示，从分散风险的角度，不仅要完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，推动再保险、共保、巨灾保险池等多层次风险分散工具，还可以积极引入指数保险、巨灾债券等创新金融工具，提高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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